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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金融科学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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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学》文章观点集粹: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来源:《金融科学》2017年第二辑 网址:jrkx.cbpt.cnki.net

引用格式:孔东民,李迪迪,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科学,201702):36-57.

 作者:孔东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迪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孔东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5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目前,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如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Review of Fin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近年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研究课题。同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珞珈管理评论》、《金融科学》、《江汉学术》、《会计、经济与社会》、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等期刊编委或Associate Editor。此外,还担任多家国内外权威期刊审稿人。

研究背景

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使得各民族不同的方言、习俗、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得以留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截止目前,国内外对文化多样性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大多采用方言来衡量文化的多样性。而民族多样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既涉及语言、生活习惯等表面特征差异,也涉及文化、信仰、价值观等内在不同,既然用语言衡量的多样性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那研究民族多样性对经济中的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更显得十分重要。此外,从企业生产率决定因素的角度来看,现有的关于企业生产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某个行业内尤其是银行业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问题、某个生产要素或者政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问题研究,而目前尚且没有学者探讨文化因素对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总结现有研究, 发现以往关于民族多样性的研究涉及的思路虽然非常广泛, 但大都集中在某一个层面,而对于宏观层面民族多样性会对微观中的经济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的研究目前则比较欠缺,值得进一步探究。

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背景,孔东民和李迪迪发表在《金融科学》2017年第2辑的《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文对文化多样性与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作以考察。文章基于我国三次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数据,用赫芬达尔指数方法构建民族多样性指数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族多样性,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次实证考察民族多样性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民族多样性不同于其他多样性,它兼具表面差异与深层差异,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价值观、沟通方式、生活习惯等诸多不同,会对经济增长和团队绩效产生复杂影响,是学者们的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文章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与综述,提出了两个假设。假设1:区域内的民族多样性显著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率;假设2:区域内民族多样性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首先,文章使用了Tornqvist指数法和随机边界法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基于56个民族和9大族系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的各地区民族多样性指数为解释变量,再构造了部分控制变量之后,选取2000—2010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主要研究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得,企业间的生产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之间的民族多样性存在较大差异;整体而言, 行业的竞争程度较高;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其他变量均处在合理范围内。通过相关性分析可得,从整体上看, 民族多样性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通过回归检验结果可得,基于 56 个民族构造的民族多样性指数 Div 56 与企业生产效率 tfp tor 的回归系数为 - 0.408,在1% 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区域内民族多样性对企业生产效率有负面影响。初步验证假设2成立。在使用不同民族多样性测度方法、不同企业生产效率测度方法以及剔除少数民族之后,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负,说明主回归结果稳健。

其次,文章针对民族多样性与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按照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组回归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受民族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比较大;按照民族多样性大小分组回归结果发现,民族多样性小的地方,民族多样性对企业生产效率的阻碍作用反而更明显,即经济欠发达地区民族多样性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要相对较小;按照地区信任分组回归结果发现,高信任水平地区企业生产效率所受民族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要小于低信任水平地区,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即高信任水平地区的人们互相之间信任水平较高,从而降低了民族多样性带来的差异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削弱了其负面影响。

最后,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文章引入各地区内的民族间通婚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 SLS法检验主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回归结果表示,Div 系数为 -0.767 且在 1% 置信水平下显著。 Div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排除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 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企业生产效率负相关关系仍成立。

主要结论与主要贡献

本文共有以下三个发现: 一是民族多样性与企业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 民族多样性越低的地区企业生产效率受民族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反而越大;二是民族多样性对民营企业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比国有企业要大;三是按照信任水平高低分组回归之后, 发现高信任水平地区企业生产效率受到较小的负面影响。采用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之后, 整体结果依然稳健。

其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丰富了“文化与金融”的相关研究,是对多样性文献的有益补充,为考察多样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来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的证据;其次,深化经济发展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关研究,本文从民族多样性的角度探讨民族多样性对中国不同区域中的企业活动影响,有利于从非制度视角来理解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最后,扩展企业行为和文化领域的研究,利用个体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为探讨企业行为中的文化因素提供微观视角,获得民族文化多样性影响的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