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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学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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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学》文章观点集粹——政府激励和干预,企业的股权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

文章来源:《金融科学》2017年第一辑  网址:jrkx.cbpt.cnki.net

引用格式:马琳,何平,王琨,终极控股权、政府干预与产业结构,金融科学,2017(01):173-187.

作者:马琳 对外经贸大学,何平 清华大学,王琨 清华大学

 

马琳,葡京娱乐手机版讲师,2015年7月获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2010年6月获西南财经大学数学学士和经济学学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司金融,公共财政,银行管理。著有多篇学术文章,学术经历包含Presentatio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ptimal tax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Ph.D Forum, Wuhan University. 2014. Presentation: Due-Principal Agency Problem in SOEs in China. In Ph.D Forum, Zhejiang University, 2014.

 

何平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清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毕业于清大学管学院和美国夕法尼大学经济系,2008年加入清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加入清大学之前,何教授于2004年至2006年在伊利依大学芝加哥校区金融系担任助理教授,于2006年至2007年在雷曼兄弟公司固定收益部担任分析。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行金融机构、货币政策、宏金融等,研究的课题涉及:外生货币与内生货币、金融机构的代理问题、金融中介如何消除企和市场间的不称信息、信息不称下的博弈、影子行与货币政策等等。

 

 

王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系副教授,会计专业博士协调人,清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高研究1998南开大学会系学士学位,2003香港科技大学会系博士学位。2010MIT斯隆商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程:会学原理、中级财务研究公司治理、高管薪酬、盈余管理。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再融中的投者保护问题策研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上市公司关交易与策的实证研究、主持和参与省部级课题、企横向课题若干

研究背景

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代表了一个公司中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博弈关系和制衡力量,也决定了股东与管理者在公司决策时的行为,进而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和绩效。一般认为公司治理中有两类代理问题:第一,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由于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而产生的第一类代理问题;第二,由于控股股东攫取私人利益损害小股东利益而产生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政府的控制问题也表现为两类代理问题,政府控股时也会面临与一般性质的大股东相同的权衡问题,同时,政府控股作为政府干预的一种方式,是与政府激励密切相关的,只是政府的激励与一般股东有所差异。

在我国现有的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有财政收入和因晋升激励而产生的GDP 激励。这两个激励在短期是矛盾的,因为追求财政最大化而多征税的行为会影响当地GDP 的增长,为了保持较高的GDP 就不应该对企业征税而抑制企业的投资;但在长期又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当地GDP 较大从而税基较大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才有保障。因此,为了达到既能保持经济增长,又不损害财政收入的目标,政府的干预行为就可能在不同产业间出现偏向性。

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背景,马琳、何平和王琨发表在《金融科学》2017年第1辑的《终极控股权、政府干预与产业结构》一文,探讨了在宏观和政治制度背景下, 政府干预在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系统地解释了政府激励和干预,企业的股权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

文章首先从终极控股权对公司价值的作用角度入手,提出终极控股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最终控股权较小时,随着控股权的增加,由于攫取私利的增加,公司价值减小;当最终控股权较大时,随着终极控股权的增加,由于最终控制人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攫取私人利益的制约作用,公司价值增加的假设。随后作者根据不同产业中公司的股权结构特征不同,猜测终极控股权在不同产业的企业中对公司价值的作用也存在差异,以资本密集型、更易形成垄断、控股股东和最终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更集中的工业与劳动密集型、形成垄断的趋势相对较少、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和最终控股股东的股权可能没有工业集中的服务业为例,提出终极控股权对工业企业公司价值的正向作用大于对服务业企业的正向作用的假设。又从政府的激励问题与干预方式问题两个角度研究政府控制对不同产业企业的作用差异,提出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作为最终控制人的企业,终极控股权对工业有更多正向作用的现象更明显假设。

为验证上述假设,文章选取2004-2014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所有A股公司,剔除部分数据后,实证研究发现:终极控股权与企业价值呈现出U形关系;无论在最终控制权较大还是较小的阶段,控股权对企业价值的作用在工业企业中都是有偏向的,在“隧道效应”阶段,对工业企业价值的负向作用没那么严重,在“协同效应”阶段,对工业企业价值的正向作用更大。不同产业间偏向性的作用更多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在其财政收入和GDP 激励下,相对偏向性地支持工业企业,而起到最小成本地平衡两种激励的效果。

政策启示与主要贡献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司间的控制结构变得愈加复杂,单纯的直接控股结构可能并不能反映公司的治理状况,而需要看直接控股结构背后的控制结构。文章结合政府干预和激励,分析了政府控股权的作用机制及其形成原因,以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产业结构问题。同时在宏观和政治制度背景下,分析宏观因素在微观企业的作用,更系统清晰地解释了政府激励和干预,企业的股权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联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解释了最终控股权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和特点;第二, 结合政府干预和激励,分析了政府控股这一特殊治理结构下,控股权和股权结构的作用机制在不同产业的企业中是否有特殊性及其形成原因,以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第三,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只集中在企业内部的因素,较少有研究将微观企业的表现与宏观经济相联系,本文试图在宏观和政治制度背景下,分析宏观因素在微观企业的传导机制,从而在统一的框架内,更系统清晰地解释政府激励和干预,企业的股权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